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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制度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民主价值传承

来源:《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  发布时间:2018-08-21 15:10:51  阅读数:

胡伯项 刘东浩 汪 滢

  毛泽东在1965年重上井冈山时曾说到:“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1]近年来,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士兵委员会制度逐渐进入理论界的研究视野,但研究的视角还主要集中于士兵委员会形成的历史因素、组织形式、作用、意义等,而对其所包含的政治价值的应用研究较少。形成于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士兵委员会制度作为特定时期的政治产物,其所包含的先进政治价值取向并未因革命时代的终结而失去意义,继承和发扬井冈山精神,必然包括对士兵委员会内蕴的先进政治价值进行解读和借鉴。改革和创新我国的社会管理,必须以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根本任务,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的要求。因此,对士兵委员会制度内蕴的民主价值进行解读,对于创新我国的社会管理,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有着应然的时代价值。

  一 、士兵委员会制度的民主实践 

  作为井冈山精神三个支点之一的“士兵委员会制度”产生于土地革命时期的井冈山斗争。在“三湾改编”中,针对当时起义队伍构成复杂和旧军阀主义作风严重的问题,为了扫清旧军队中的一切不良制度和习气,毛泽东除了实行支部建在连上,还果断决定在红军连以上通过选举设立士兵委员会。他指出:“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2]士兵委员会正是部队探索民主实践的重要方式和途径。首先,在产生方式上,部队在军、团、营、连都设士兵委员会,全连士兵大会选举5-7人或9人为连士委执委,推主席1人;以全营人数按每5人举1代表组成全营士兵代表会,推举11-13人组成营士委执委,推举1人为主席;按全团人数每10 人举代表1人组成团代表会,推举17-19人组成团士委执委,推举1人任主席;全军按每30人或50人举一代表组成全军代表会,选举19-21人或23人组成军士委执委,选1人为主席[3]。其次,在政治上,官兵除了作战指挥权不同外,在生活待遇、政治地位上不分上下,无论是官是兵,不管是谁违反了纪律,士兵委员会都有权提出批评并加以纠正,连长可以管战士,战士也可以管连长。再次,在经济上,士兵委员会负责日常的经济管理——管理伙食,从每人每日5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即“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

  总体看来,士兵委员会的任务主要有五项:一是参加军队管理;二是维持红军纪律;三是监督军队经济; 四是作群众运动;五是作士兵政治教育工作[3]结合具体的革命实际,作为革命民主主义的重要载体,士兵委员会制度的产生及其运行有力地推进了军队的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铸造了全军上下的主人翁精神,这也是我党发动群众进行民主管理的有益尝试。毛泽东对当年依靠士兵委员会来践行民主主义制度给予了高度评价:“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2]

  二、 士兵委员会制度的民主价值适用性分析 

  民主( democracy)一词源于古希腊语 demos 和kratia,意即“人民的统治”,其最初只是一个描述政治生活方式的概念,如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制,而作为一种人们普遍向往的理想政治价值则是近代以后的事。从表现形式看,民主可分为直接民主和代议民主。社会契约论认为,国家的产生起源于人民根据自由意志所缔结的社会契约。民主的根本体现就在于主权在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是公共权力的所有者。从人类政治的历史实践来看,除特殊时期的古雅典城邦民主制外,受现实条件的制约,直接民主制往往不可能推行。因为,“就民主制这个名词的严格意义而言,真正的民主制从来就不曾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有。多数人统治而少数人被统治,那是违反自然的秩序的”[4]。因此,当全体人民不可能全部亲自参与管理国家具体事务时,广大的人民只有通过选举自己的代理人和代表机构来管理国家事务,通过“代表机构”和“政府机构”的形式来实现自己的公共权力。

  (一)士兵委员会的民主选举彰显了人民的主体性

  民主的本体与民主的程序对于民主的结果而言,是极其重要的。在间接民主条件下,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是否真正代表人民的意志,便成为判断民主真假的关键所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士兵委员会首先在全体士兵当中选举士兵代表,并产生各级士兵委员会,符合马克思关于“争取普选权”的目标。士兵通过选举士兵代表对军队的政治、经济实行民主管理,以实现自己的权利和履行义务,其本身就是一种士兵群众的自治组织,通过士兵的广泛政治参与,走出“集体行动困境”,有力地监督官兵的旧军阀作风,保证军队的日常民主管理,从而有效地彰显了士兵的主体性,使士兵群众的正常利益得到保障,士兵群众的革命热情大大激发,革命责任感明显加强。

  (二)士兵委员会制度的运行使民主监督成为可能

  马克思始终将人民的选举权与监督权当作一个不可分割的人民民主权利的整体来看待。在间接民主过程中,选举和监督是两个缺一不可的环节,共同决定着民主政治的实际结果。士兵委员会规定,对各种军事政治问题,士兵会有建议之权;向上级提出抗议或申诉之权; 监督军队给养之权;士兵会对会员的处罚之权;选派代表参加苏维埃组织之权[5]。有了士兵委员会,士兵们可以通过自己的组织在政治上取得和军官一样的权利,可以批评官长,反映士兵意见,监督财务开支,管理伙食,就连一向作为军官专利的作战指挥,士兵们也可以通过士兵委员会表达自己的意见。正是因为有了士兵委员会制度的有效运行,才使得士兵监督官长成为可能,从而克服了旧军阀的作风和习气,推动了军队的政治民主,密切了官兵关系。

  (三)士兵委员会中的高度政治认同来源于内化的理想信念激励

  在间接民主实践中,人民代表只有获得高度的政治认同,才能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委托代理理论认为,由于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利益不相容,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代理人会趋于个人利益的最大化选择,而产生不利于委托人的行为,即道德风险。而为了减小这种风险,必须通过适当的选择性激励以达到帕累托最优。全面的激励机制应包括表层的制度激励和深层的精神、道德激励。在产生于土地革命时期的士兵委员会中,处于基层的士兵代表与全体士兵一样,除了共同的民族利益外,并没有更多的不相容的个人利益; 士兵委员会在管理经济的同时,都能分到伙食尾子,以实现制度层面的物质激励,而对于处于物质极为匮乏的战争年代,通过选择性的物质激励来减小道德风险极为有限。士兵委员会之所以能保持良性运行,更重要的就是士兵代表们都有着积极的深层的精神和道德激励,即他们都有着自觉的内在规范,是通过崇高的理想信念和奉献精神来获得政治认同,从而消除雇佣思想和激发主人翁精神。

  (四)士兵委员会的民主内蕴民生的本质

  民主和民生、民权相互倚重,关注民生是民主价值的内在要求。民生,从人权角度看,指人的全部生存权和普遍发展权; 从需求角度看,是指与实现人的生存权利有关的全部需求和与实现人的发展权利有关的普遍需求。民生的本质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反映了产品如何分配的问题。井冈山斗争时期,为团结士兵革命精神,代表士兵利益,士兵委员会坚持从民生出发,制定了监督给养、举办文娱、办理卫生、慰劳伤病、抚恤死难等职责,从政治上的废止肉刑、官兵平等到经济上的平分“伙食尾子”。士兵委员会正是基于关注民生和保护广大士兵群众的切身利益,才使得士兵群众的革命热情大大地激发起来,士兵有了当家作主的感觉,对军队建设的责任感也明显加强。

  (五)士兵委员会对民主和集中的辩证把握保证了决策的科学化

  虽然马克思并没有真正使用“民主集中制”这一概念,但并不表明他没有民主集中制的理论,马克思在指导正义者同盟改造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过程中,强调党内民主,但同时又没有否定集中。民主和集中各有优缺点,民主制提倡“个人意志自由”,能够聚集到更多的外部能量;而集中制则可以为民主提供有序的运行轨道,避免走向混乱无序的极端民主。三湾改编中的“支部建在连上”,就是我党对民主和集中辩证关系的制度化探索,是对党的集中领导和部队民主实践的辩证把握。为有效防止极端民主化在部队的蔓延,士兵委员会规定,士兵会对会员的处罚之权只能直接执行警告及开除会籍之权,关禁闭、枪决等项须建议主管官处理; 设有政治部的师或纵队以上不设士兵会委员会; “士委只能对于某个问题建议或质问,而不能直接去干涉和处理,士委开会必须由党代表参加,等于一个政治顾问的性质。在非常时期党代表可以解散士委,或不准其开会,另诉诸士委代表会。”[6]

  三 、士兵委员会制度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价值传承 

  社会管理是人类社会必不可少的一项管理活动。进入21世纪,我国已建立了社会管理工作领导体系,构建了社会管理组织网络,制定了社会管理基本法律法规,初步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胡锦涛在建党 90 周年的讲话中再次指出,要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7]。然而,由于我国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各种社会矛盾逐步凸显,社会管理领域的新问题不断涌现,社会管理诸方面还存在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地方。形成于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士兵委员会制度并未因革命时代的终结而失去其存在意义;相反,其内蕴的民主价值内涵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下的社会管理体系具有不可忽视的传承价值。

  (一)主体价值

  首先,当前我国已经根据马克思代表制理论和人民主权理论设计了实行民主的基本政治构架和基本运行渠道,人民的主体价值正逐步提升。然而,基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作为人民代表的政府、公务员和公共组织往往会因为公共管理制度、机制的不健全或社会责任感的缺失而出现损害公共利益的可能,使广大人民的主体价值丧失。作为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选举制采取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相结合。改革开放以来,直接选举的范围已由乡镇一级扩大到县一级,选民在地方人大直接选举中的参选率很高,选举的民主化与法治化水平都有了长足进展。但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广大选民难以对候选人的资质进行有效确认而陷入“信息悖论”的困境,而且由于政治生活中的多数票规则的存在,个人选择不过是集体选择中极小的一部分,个人投票的结果最终被集体统计偏好所否决,导致个体选择行为的“被迫搭便车”现象。如此,现存的选举制中的选举竞争性较低、选民与候选人的直接接触较少、选民的利益表达渠道缺乏等问题仍长期存在。因此,为了促进良性的委托代理关系的形成,必须进一步完善地方选举制度,使之能真正地反映民情、民意; 必须进一步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深化代理人与委托人的交流沟通机制,完善代理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信息采集与反馈机制,积极拓展公民制度化参与渠道。

  其次,士兵委员会实质就是一种基层士兵的自组织,没有设立什么机关,没有专职办公,实现了由行政管理向群众管理的转变,大大树立了士兵的主人翁精神,提高了管理效率。因此,立足于“社会协同”的管理格局,政府还必须树立“有限政府”和“服非政府组织和社会自组织作为除公务员和社会公共组织以外的管理主体,充分发挥多元主体的积极作用,从传统的社会管理向时代发展要求的社会治理转变。

  (二)激励价值

  我们知道,合理的选择激励机制是保证政府官员获得政治认同,并维护公共利益的必要条件之一。当前,我国公共部门的激励机制还很不健全,存在着诸多问题。从制度激励来看,由于社会管理中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特殊性,人们无法对其进行量化评价,政府官员的工作绩效也相应缺乏评估标准,导致注重正向激励作用,而忽视负向激励应有的作用;绩效评估指标体系不健全,导致激励标准弹性过大,缺乏可操作性;晋升制度不健全,“人治”现象较为严重;薪酬调整缺乏公平性、公正性等。从精神激励来看,过于表面化和形式化。“道德人政府”要求政府人员有良好的公共伦理和社会价值观,始终以广大人民的利益期待为使命。然而,伴随着巨大的社会变迁所带来的公民价值观的多元化,部分行政人员的思想、道德、行为方式正受到官僚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强烈冲击,民主与平等的公共行政理论正被摒弃,公共权力已难以为公共伦理约束和控制,其结果就是权力的滥用和权力的腐败。因此,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的社会管理格局,必须尽快建立合理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强调以结果为导向的激励标准,引入竞争机制,保证公务员队伍的合理流动。尤其重要的是,广大行政人员要真正树立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要进一步树立和贯彻“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政治理念,树立身为人民公仆的责任感和荣誉感,始终把对行政权力公共性的尊重和信仰放在社会管理过程的首位,加强公共伦理制度化和制度伦理的建设,通过理想信念和公共伦理的内化,获得高度的政治认同感,从深层次保证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一致性。

  (三)监督价值

  人民权利与政府权力历来是一对矛盾统一体,如果公共权力被不负责任地滥用和误用,人民的合法权利就无从实现。要有效遏制社会管理中的投机行为倾向,就必须完善对管理主体的监督机制,有效的监督约束是纠正和预防管理偏差行为,保证社会管理达到预期目标的重要保障。然而,由于监督的边际成本过高,而监督带来的边际收益过低,出于“理性的无知”,人们就会大大降低监督的积极性,对政治参与漠不关心,出现政治冷漠。当然,也不排除有部分公权力机构为了自身利益,而故意设置虚假信息,制造人为障碍,有意识地阻碍公民的政治参与,造成公民的政治参与率较低。另外,在现行的社会监督体制下,更多的是将监督和惩治的权力赋予了政府机关,这种“内部人控制”的监督体制直接导致了监督和约束的失灵。

  从“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出发,我们要加强行政监督法制化建设,真正做到有法可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前移行政监督关口,变事后监督为事前监督;建立独立的行政监督领导体制;积极培育公民社会,引导公民协调各种行政监督力量,形成监督的合力。与此同时,要积极引导公民逐渐形成与社会政治发展相匹配的公民参与精神,让广大民众在反复博弈、充分对话、彼此互惠中逐渐形成公民认同,鼓励公民真正参与到社会管理事务中。另外,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充分利用网络平台,通过网络举报、网络监督、网络问责,正确引导网络舆论监督,发挥网络舆论监督的积极作用已成为当前构建监督约束机制的新亮点。

  (四)民生价值

  民生问题是社会生存发展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治国理政的基本问题,民生历来关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也成为衡量各级政府管理绩效的重要指标。社会管理,说到底就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涉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这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政府或官员为了追求社会声誉、政治仕途等自身利益,不惜牺牲社会公共物品的供给,牺牲社会公平来换取片面的经济增长,而忽视本应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的民生问题,必然会导致社会管理的错误走向。创新社会管理,就必须加快推进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满群众之所需,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领域出发。当前,基于民生视角,必须优先解决人民群众最为关心的“提高住房保障水平、实施就业优先政策、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推进医疗卫生事业改革、稳定物价水平、深化反腐倡廉、推进教育公平、缩小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只有这样,我国的社会管理才能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保证社会利益的一致性,社会管理创新才有了最为坚实的群众基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才能形成。

  四 、结语

  解读任何理论或制度,都必须坚持整体、全面的态度,重置于一定的现实情境当中,片面、割裂地看待,就会陷入形而上学的绝对主义。虽然红军二十九团士兵委员会冒进湘南直接导致了井冈山斗争的“八月失败”,但士兵委员会制度本身所包含的先进政治价值取向对我国的社会管理创新有着重要的时代价值。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事关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人民安居乐业,形成和发展适应我国国情的社会管理制度,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还有待我们进一步探索和实践。


  参考文献:

  [1]马社香.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174.

  [2]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5.

  [3]陈毅.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G]//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365.

  [4]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88.

  [5]于潇.论红军时期的士兵委员会[J].军事历史研究,2005(4):42.

  [6]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一[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2:246-247.

  [7]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1-07-01(2-3).

  (作者: 南昌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